北京科汇配资 1911年,失势的亲王庆亲王汇丰银行存款就被英国佬爆出来有700多万

1911年,失势的亲王庆亲王汇丰银行存款就被英国佬爆出来有700多万英镑,换算就是一亿白银,差不多现在的200亿rmb。 这还只是一个汇丰银行的账户。
在大清朝的亲王圈子里,奕劻的起点并不算特别高。论才干、论学识,他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都排不上号,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工作能力。但他有一项绝活:极其擅长揣摩上意,把慈禧太后伺候得舒舒服服。靠着这份见风使舵的本事,他从一个边缘宗室,一步步爬上了权力的巅峰,接管了外事、海军、财政等重要部门,最后甚至被封为大清朝最后一位“铁帽子王”。
有了绝对的权力,自然就有了绝对的变现渠道。奕劻敛财的手法毫无技术含量,十分简单粗暴:卖官鬻爵。当时的京城官场上,流传着一个心照不宣的名号——“庆氏公司”。这家“公司”的总经理就是奕劻本人,主营业务就是大清王朝的各级官职。
“庆氏公司”有一个超级大客户,那就是后来的大总统袁世凯。袁世凯极其懂得走上层路线,为了保住手里新建陆军的指挥权,隔三差五就往庆亲王府送去巨额银票。有了奕劻在朝廷中枢保驾护航,袁世凯的势力得以迅速膨胀。这种权钱交易做得很是红火,每天王府门前车水马龙,全都是来“进贡”的各路官员。地方官搜刮民膏民脂,源源不断地送进庆亲王府,换取更大的官职,接着再去搜刮更多的地方。这是一个极其恶劣的死循环,大清王朝的根基,就在这种“生意”中被彻底蛀空。
钱收得太多,怎么存放就成了一个大问题。大清国内当时有日昇昌等著名的票号,也有各大钱庄。按照常理,王公贵族的钱大多存在这些地方。偏偏奕劻对大清的金融机构没有半点信任。他非常清楚手里拿的都是些什么钱,也明白大清这艘破船随时可能沉没。
于是,他把目光投向了东交民巷里的外资银行,特别是英国佬开的汇丰银行。
奕劻把一车一车的黄金白银,秘密运往汇丰银行。据史料记载,由于他送去的金银数额实在太过巨大,且来路明显不正,连汇丰银行的英国高管都觉得烫手。洋人们故意摆出架子,多方刁难,甚至把存款的月息压低到了微乎其微的两厘,纯粹带有敲竹杠的性质。即便条件苛刻至此,奕劻依然坚决要把钱存进去。因为在他眼里,只有洋人的银行,才能保证这笔巨额赃款的绝对安全。哪怕大清亡了,他的荣华富贵依然能保全。用今天的话来说,奕劻是个彻头彻尾的“裸官”,把钱财全都转移到了境外势力的保护伞下,随时准备跑路。
其实,早在1911年英国记者爆料之前,大清朝廷内部就已经有人察觉了奕劻的贪腐行为。1904年,有个名叫蒋式瑆的御史,实在看不下去这种明目张胆的蛀虫行径,拼死上了一道奏折,弹劾奕劻在汇丰银行存有上百万两的巨额赃款。
在当时,敢弹劾首席军机大臣,无异于摸老虎屁股。蒋式瑆的奏折一递上去,立刻在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。按理说,事情既然败露,朝廷总该派人去查个水落石出。慈禧太后确实也派了尚书鹿传霖等人去汇丰银行“确查”。
可是,这场调查本质上是一场自欺欺人的走过场。汇丰银行属于洋人的地盘,大清的官员根本无权查账,洋人也以“为客户保密”为由拒绝配合。更深层的原因在于,慈禧太后根本不想动奕劻。晚清的政局风雨飘摇,慈禧需要奕劻这样听话、没有政治野心、只会捞钱的奴才来帮忙平衡朝局。一个贪财的王爷,在她眼里,远比一个有抱负、有手腕的权臣让人放心。
最后的结果令人大跌眼镜。奕劻安然无恙,那个敢于说真话的御史蒋式瑆,反倒被扣上了一顶“妄言”的帽子,遭到了严厉的申饬,甚至被太监当面羞辱,最后只能黯然卷铺盖走人。这场弹劾丝毫没能肃清吏治,彻彻底底成了大清官场的一面照妖镜,让满朝文武寒了心。
当最高权力对腐败采取纵容态度,整个帝国的溃败也就进入了倒计时。奕劻的安然脱险,给当时的官场释放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:只要对上面绝对忠诚,下面怎么贪、怎么捞都没关系。
于是,官场中人有样学样,拼命搜刮。那些本该用来充实国库、建立新军、赈济灾民的真金白银,全都化作了外资银行账本上的一串串数字。奕劻的存在,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,无情吞噬着大清帝国最后的元气。
出来混,总是要还的。1911年,武昌起义爆发,全国各省纷纷响应。大清王朝这座百年老屋,终于在风雨中轰然倒塌。在这个决定帝国存亡的关键时刻,作为首席内阁总理大臣的奕劻,毫无与大清共存亡的打算。他早就盘算好了一切。
清帝宣布退位后,奕劻带着一大家子人,连同积攒了半辈子的金银财宝,从容不迫地搬进了天津的英租界。在洋人的保护下,他避开了所有的战火与清算。大清亡了,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在军阀混战中流离失所,连一口饱饭都吃不上;这位导致大清灭亡的头号罪人,却在天津的豪华寓所里,靠着汇丰银行里那700多万英镑的利息,继续过着锦衣玉食、优裕闲适的生活。
直到1917年,奕劻才在天津的寓所里病死,安享了晚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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